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山东工学院学习。现任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煤炭高效综采理论、技术与装备体系的研究。参与了我国煤炭综采技术和装备引进、消化、国产化研制和试验的全过程，创立液压支架与围岩强度耦合、刚度耦合、稳定性耦合的“三耦合”理论和三维动态优化设计方法；主持建立了我国综采和液压支架技术和标准体系，研发了系列高效综采成套技术和装备，产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出口到世界主要产煤国家；主导提出了智慧煤矿的概念、技术架构、发展目标和路径，主持研发了首套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与装备及工程示范，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煤矿靠人工作业的高危生产方式；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各类国家和省部级研发项目60余项。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7年12月10日，那是“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日期，是一个让当年来自各行各业、年龄相差悬殊的570万考生难以忘怀的日子。　　

　　那一天，我和全国“老三届”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是一次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十分奇特的高等院校选拔大考，是在全国范围内，年龄相差十多岁的连续十余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一起参加的同一场考试。也正是因为这场高考，我才有机会上了大学，并因此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40年前，由“复出”的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的伟大战略决策，不但彻底改变了我们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得知高考恢复，心底梦想重燃　　

　　1973年至1975年，我上初中，有幸赶上小平同志二次“出山”，主持国务院工作，恢复了较正常的教育秩序，即史称“教育回潮”，虽然当时也还有“文革”的影响，但还是给我们打下了一些比较好的文化课基础。1975年我们升入高中后，又开始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农村中学教学又完全被打乱，我们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学习大批判文件、写大字报，就是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学大寨、战山河”农业劳动，高中的文化课基本没学多少。我虽然是学校的“头等高才生”，但对于高考也是茫然无知，完全没有想到还能有上大学的那一天。　　

　　我的家在山东省文登县小观农村，父亲在国营水产公司工作，母亲是农民。母亲虽然是文盲，但却一直特别支持我们姊妹读书。1977年6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这是农村中学毕业生的唯一选择，当时设想如有机会找一个“亦工亦农”的工作就是我的最高理想了。虽然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组织与生产模式尚未改变，实行计划性的集体生产劳动，报酬还是按所获得集体劳动工分分配。大家依然信奉“小车不倒只管推”，埋头苦干才是好农民。当党中央和有关部门酝酿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城市传开的时候，我们在乡下却浑然不知。直到当年10月份广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和老师同学都顿时喜出望外，大家急切地互相打听有关参加高考的事情。　　

　　高考前不久，我原来就读的学校组织了为期两周的高考辅导班。我参加了这次短暂的备考复习。高考辅导班一结束，就到了高考的日期。　　

　　回想起当年的考题，大家现在看比较简单，但在当时对大多数考生来说，语文作文尚且有写“大批判”文稿的基础，而数理化却是像“天书”一般，大家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我参加完高考，同许多农村的学生一样，又照常在生产队劳动，参加冬季的农田基本建设，但心里却默默期待着好消息。　　

　　到了当年12月底，我接到中学的通知，要求到县医院参加体检，同时填报高考志愿。但当时并未公布高考成绩，我也不知道究竟考了多少分，该填报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我完全不知如何选择。记得还是在上小学时第一次写作文，题目就是“我长大了做什么？”我写的是“想当科学家”。当科学家是童年就埋在我心底的梦想！所以，我第一志愿填写了家乡的山东工学院（后合并到山东大学）。　　

生活勤俭节约，学习如饥似渴　　

　　1978年元月的一个中午，我从田间劳动后回家。刚刚放下小推车，村里的邮递员就送来了一封沉甸甸的挂号信。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连忙打开信封，一看是山东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冶金系轧钢专业。　　

　　后来得知，我们小观公社中学当年应届毕业生400多人，我是唯一被本科院校录取的。这个春节，我们家充满了喜庆气氛，父母每天都高高兴兴，为儿子考上大学感到十分自豪。我也很明白，父母对我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记得中学老师当时还送给我家一副楹联：“喜送子女踏新程，笑迎新人创奇篇。”这表达了学校老师、乡亲和父母对我寄予的厚望，我也下定决心，绝不让他们失望！　　

　　1978年3月初，我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感觉走进了山东工学院的校门。这是坐落在济南千佛山脚下的一座美丽校园，红砖碧瓦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大学的一切，带给我们这些新生的总是兴奋与新奇。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有三分之一是“老三届”（1966年至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的老大哥同学，还有一半是1969年至1976年的毕业生，他们有很多是农村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下乡知青，还有工厂工人。我当时只有17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　　

　　在我们农村中学，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同学们睡的是大通铺，吃的是自己从家里带来并交到中学食堂的玉米、地瓜干等粗粮，一个萝卜丝菜汤2分钱，还有很多同学都舍不得吃。这种艰苦生活也练就了我们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品格。到了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学生宿舍八个人一个房间，分上下床，每人有一个小桌子。经济上有了国家的助学金，吃上了商品粮，有了较好的伙食。这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能有机会考上大学，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们从内心对党和国家充满着感激、感恩之情，所以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有人曾说，这次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学生是因“文革”十年而积淀的“璞玉”，是千里挑一的幸运儿。确实，我们是一代幸运者，我们遇上了改革开放、高考恢复的好机缘。同时我们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因此，同学们都无比珍惜宝贵的学习深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基础课一般都是多个班的学生一起上大课，上课的学生很多，每次我都会早早地去占座位，还常常帮年长的同学占座，星期天绝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教室学习。整个大学期间，我们这些同学从未到外面的餐馆吃过饭。当时很多同学有不同的压力，有的同学的爱人孩子都在农村，生活压力大；有的同学上学前在农村定了婚，女方催着结婚；有的同学有一些学习与生活上的矛盾。但大家都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相比之下，我们少数应届生（1977年高中毕业生）年龄偏小，又没有别的负担，就知道一心扑在学习上。我们那时就觉得，没有比在大学读书更神圣的事了。　　

　　我在中学时基本上没有学过英语，所以大学英语是我花费时间最多的课程。早晨在校园树荫下，晚饭后爬上千佛山，我都拿着单词本背英语单词。虽然我下的功夫很大，但学的是“哑巴英语”，听力和口语都不好，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三学期，我的英语成绩在班里已是名列前茅了。几个学期的基础课，大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科目考试我也都是满分。